k8凯发天生赢家一触即发放眼当今世界，做得不错的企业，都普遍重视技术创新工作，一般建有自己的研发机构，高技术企业更是如此。我们很容易发现这样一种现象，处于各产业细分领域塔尖位置的优秀企业，莫不是以技术创新能力作为核心竞争力，在研发经费投入，顶尖技术人才规模等方面，遥遥领先于同类企业，企业研发水平与相关领域顶尖研究机构相比毫不逊色。

　　例如，进入全球研发投入前五十强的民营通信技术企业华为公司，在全球建立了16家研究机构，28家联合创新中心，研发人员达到7万余人，占全部员工总数的近50%，研发经费年投入多年保持数百亿元，占年销售额比重达10%以上。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情况也是这样，全球研发投入前三强企业——美国的微软、通用汽车和辉瑞，不但是各自领域的商业霸主，更是所在领域的科技领跑者。

　　创立国家创新体系学说的纳尔逊等人，曾经就科学研究领域与产业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做过一个研究，结果表明，在不同的产业，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作用不一样。在有些产业，技术研究的贡献要远远大于基础研究，也就是说技术创新是推动产业升级发展的决定性力量。

　　那么，谁是技术创新的主体？是国家通过税收把钱拿过来，然后再分配到研究院所、高校，还是鼓励企业自主研发，国家免征或退还相当于企业研发投入的税收？当然，后者效果更好，因为企业最知道市场需要什么技术，什么产品，如何组织研发，针对性更强，而前者会产生大量的评价与管理费用，资金使用效率下降，并且这样的研发也容易与市场脱节。

　　因此，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，有实力的高新技术企业尤其如此。大型高新技术企业凭借其优越的市场地位和强大的创新能力，发挥着促进产业技术进步的作用。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认为，“只要我们深入事情的细节，追踪进步最惊人的个别项目的进步的由来，那么我们不会追踪到工作于比较自由的竞争条件下的商行门上，却分明会追踪到大企业门上……，大企业也许和创造这种生活水平有更多关系，而不是和降低这种生活水平有更多关系。”

　　经济学家菲利浦斯、弗里曼根据熊彼特的分析以及20世纪70年代国际产业经济发展的实际，创立了一个熊彼特大企业创新模型（Ⅱ），它反映了大企业在20世纪越来越多地利用内部研究开发力量这一重要趋势，为学术界所普遍接受。在这个模型中，大型高新技术企业的技术创新与增加研发投入之间，存在一个强大的正反馈回路，科学、技术、创新投资与市场之间的“耦合”，在企业内部更加密切而持续地联系在一起，使企业不但在研发投入方面具有优势，而且在突破地域、组织、技术界限开展科技创新活动方面也具有独特优势。由此不难理解，韩国经济腾飞得益于实施大企业集团战略，我国许多地方政府都致力于引进大企业投资，扶持地方企业做大做强，利用大企业带动地方经济发展。应该说，正是熊彼特、弗里曼等学者有关创新问题的论述，为建设国家创新体系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。

　　深圳是我国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最成功的城市之一，实践表明，以华为公司、华大基因、迈瑞科技为代表的一大批高新技术企业，正表现出越来越多新的特点。

　　首先，这些企业建立了规模宏大的研发机构或全球研发网络，每年拿出巨额经费投入研发活动，是企业所在领域内技术创新的领跑者；其次，企业员工构成发生性改变，研发人员占员工总数一半左右，企业基本没有生产性员工；再次，企业注重品牌建设，拥有强大的市场营销网络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这些企业已经脱离了传统意义上企业的范畴，他们在发挥一般企业经营功能的同时，也具备了现代研发机构的功能，甚至于这方面的功能，与同领域独立设置的研究机构相比更为强大。

　　为了与传统企业相区分，我们不妨把这类有实力的高新技术企业称为“新型研发机构”。深圳在我国最早设立经济特区，毗邻港澳，经济发展起步早，发展快，质量高，“新型研发机构”率先在深圳出现是一种历史的必然。

　　“新型研发机构”最大的特点是：专注于产业价值链的前端和终端，也就是产品研发和市场营销环节，中间的生产制造委托外包。它依托经营平台，筹集研发经费，利用市场机制管理运行研发平台，研发活动围绕企业经营主业，高度聚焦于特定科技领域，研发经费充足并可持续，研发团队强大并具有整合外部科技资源的能力。可以说，“新型研发机构”运营的市场平台反映其企业属性，而研发平台反映其研究机构的特点。“新型研发机构”同时具有企业和研究机构两者的特点，因此，它既可以被看成是企业，又可以被视为研究机构，这两者之间的界限在“新型研发机构”身上变得越来越模糊。

　　从某种意义上说，企业之间的竞争就是企业整合各种资源能力的竞争，即企业拥有的各种平台之间的竞争。仅有研发平台，就是传统意义上研究机构的概念；仅有市场平台，就是传统意义上企业的概念；只有生产平台，就是传统意义上工厂的概念。“新型研发机构”是传统企业与现代研究机构在一个企业框架下的深度融合，市场平台向研发平台提供创新需求和资金支持，研发平台向市场平台提供有竞争力的创新产品，契合利用市场机制配置创新资源的客观规律，提高创新效率，是推动产业升级发展最活跃的重要力量。

　　事实上，日本国家创新系统的特点之一，就是日本的工程师和经理逐步习惯于“用工厂作为实验室”的思想，企业既是工厂也是研究机构。建立这样分析框架的目的，是更好认识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成为科技强国的深层次原因，加大我国科技体制机制改革力度，使企业真正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，充分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上的决定性作用，使创新链与产业链在企业内部高度融合，提高创新的效率和效益。

　　多年来，社会流传的一些说法，例如，“科技与经济‘两张皮’、科技对经济发展贡献太少”等，并不是说科学发现与生产实际之间的脱节，而主要针对技术研发和生产实际之间脱节的问题。企业本应该是技术创新的主体，但我国长期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，市场发育总体上不够成熟，尤其是在科技体制机制方面，还留有旧体制的特点。表现在市场上，工厂型企业较多，高科技企业较少，企业缺乏“用工厂作为实验室”的经营理念，研发实力普遍较弱，多数企业还没有真正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，还很难发挥市场对科技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，很难实现通过产业链部署创新链。

　　实践证明，“新型研发机构”群体存在于哪个产业，哪个产业的科技和经济就紧密融合在一起，就不会出现“两张皮”问题。“新型研发机构”群体的存在与否，是判断某一产业实现价值链、创新链、产业链有机贯通的标志。我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，就是要营造企业向“新型研发机构”转型的环境，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向“新型研发机构”转变。

　　广东等沿海经济发达省份，具有扶持企业向“新型研发机构”转型的有利条件。首先，市场发育充分，形成了宝塔式的企业产业集群，市场分工细化，企业间分工协作便利；其次，形成了一批有实力的大型企业集团，企业具有转型的经济能力；再次，地方科技人才荟萃，政府财力比较雄厚，科技项目资金扶持力度较大。

　　要推动企业向“新型研发机构”转型，总的说，在坚持市场决定资源配置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原则下，政府要积极转为创造环境的主体，一要通过财税金融政策引导企业转变经营理念，改变经营方式，加大研发投入，提升企业自主创新的意识和能力；二要通过部署地方重大科技专项，鼓励有条件、有实力的大型企业集团与科研院所、大学合作，共建技术研发平台，集中力量突破关键核心技术，产学研组建创新联盟，帮助企业融合创新链与产业链。三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，保障企业公平竞争，加强市场监管，维护市场秩序；四要加强和优化科技公共服务水平，完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法律和政策，采取多种切实有效的举措，综合施策，鼓励大型企业自觉向“新型研发机构”转变；最后，要推动应用技术型研发机构，尤其是本领域内实力强的应用技术型研究机构向“新型研发机构”转型，通过注入市场机制，充分发掘这些研究机构内在的强大研发能力，提高国家科技资源利用效率，也为相应产业领域技术创新增加新鲜活力，支撑有关产业转型增效，通过创新驱动，打造产业经济升级版。